美国的退休危机的新政治

美国的退休危机的新政治

2014年，64岁的吉姆惠洛克（JimWhitlock）还在波音做检察员，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他打算再在这里工作6年。他的夫人切里（CheriWhitlock）时年54岁，在一家产权保险公司负责整理备案材料。后来，吉姆的糖尿病、睡眠呼吸暂停和慢性疲劳严重恶化了。同年5月，他被迫提前退休，切里在全职工作之外还成了吉姆的主要照料者。家里的经济状况瞬间就捉襟见肘了。切里告诉我。过了几个月，她就不得不在车贷、买菜或电费账单之间仔细权衡。

两年后，吉姆被诊断出有早期的发作性痴呆，惠洛克一家以往视为理所当然的轻奢项目诸如出门看电影或者毛线编织等也陷入停摆状态。照料丈夫也让切里积劳成疾。她的医生对她过少的夜间睡眠以及如火箭一般飙升的血压表示万分担忧。切里觉得，自己根本没法退休。吉姆的所有退休金都用在了他的照料上，我们很可能还会失去自己的房子，今后多半会过得穷困潦倒。她回忆说。

尽管有如此困窘的财政状况，切里及其丈夫的情况仍然要好于大多数人。吉姆好歹有波音公司的职工退休金，当他因病情急剧恶化，于去年7月去世时，他的保险金也让切里拿到一笔足以让她免于贫穷的纾困资金而这将让她有朝一日能顺利退休。有这种结局的美国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今天，大约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45%没有为退休存一分钱。数目相近的人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退休时财务状况的不安定；而这样的情况极有可能发生。确实，仅在最近几十年之内，退休和老年护理已经成了人们在一生中必须面对的一笔相当可怕且难以承受的开销，这一负担比上大学和买房的开销还要折磨人。

美国的现代养老体系发端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迥然不同于今日。平均寿命预期为61岁，大部分女人不出外工作，许多工人有退休计划，可以在老去的时候拥有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私人退休金本身就是一项相对较新的发明。1875年，美国运通公司首次为其在铁路、驳船和马匹运输线上受伤或劳损的员工制定了这样的计划。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铁路巨头纷纷开始跟进实行，企图在没有政治反扑的情况下使年迈的工人从一线退下来。许多此类退休基金都是在大萧条期间被打破的。鉴于救护所花费的海量资金，美国联邦政府意识到自己必须有所作为，并于1935年确立了《社会保障法案》（SocialSecurityAct）。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预期寿命有所增长，经济呈现出腾飞状态，到1965年，在充裕的国库支持下，美国政府通过了《医保法案》（Medicare），以回应人口老龄化的局面。不过，根据这种设计，社会保障和医保都要靠其它源头来支撑。好处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它只能让人们勉强脱贫，但难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立法者假定，人们应当可以靠自己存下的钱来加强政府补助的那一部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假设尚可成立。在二战结束至1990年代之间，大部分中产阶级能够在工作中赚到足够的钱，让自己享有一种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但与此同时，随着雇主开始削减工人赖以维系其老年生活的一系列福利，意识形态的变迁也悄然发生了。

1982年，在社会保障陷入崩溃边缘之际，一些新的智库开始确立其对华盛顿的影响力譬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和加图研究所（CatoInstitute）促使总统里根将该项目私有化了。但当他们意识到老人群体对社会保障的强大支持，这样做在政治上过于冒险之后，决策者就转而推行了一条不同的路径。政客向老人担保称社会保障福利将维持不变，然后又让年轻人不要指望老了以后能享受这些福利，最后则令在职的工人相信私人投资才是更安全、更赚钱的选择。

名为401(k)的退休方式于1978年问世，在仅仅五年之内，大企业中差不多有半数采纳了它。鼓吹者提出了相当理想的愿景，承诺了诸如7%的年复合回报率这样的东西。当时的热烈反应完全是过度了。美国银行的退休事务负责人2017年在上撰文回忆道。在2000年代的衰退冲击来临之际，千百万人的存款又打了水漂。如今，这些之前的狂热鼓吹者承认说，他们的分析没能把握到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小笔投资失败，以及短期资本经营者所要求的高额费用（对一个典型的工人来说，此类费用在长期当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吃掉其退休基金总额的20%有余）。

在铁路公司引入美国首个退休金项目的一个世纪之后，雇主几乎尽数忘记了自己在照料老年工人上面的责任感。如今在美国，退休金基本不复存在，大部分小企业甚至连401(k)项目也不予提供。2013年，美国仅有28%的大公司会为退休职工提供健保覆盖，相比1988年的66%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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